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s and the Question of Civilizational Self-Awareness in China
by Luo Feng (罗峰)
As part of the Telos-Paul Piccone Institute’s five-year China Initiative, Telos Insights will be publishing a series of essays in Chinese, with brief topical summaries in English at the start of each text.
In November 2024, th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f Classics was held in Beijing, and Xi Jinpi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marking the formal endorsement of classics at the state level. The rise of classics in China—which remains highly controversial—is part of a century-long intellectual effort to reasses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rises of Western modernity. In ongoing debates over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China and the West, Chinese scholars have turned to canonical traditions in both civilizations to seek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addressing shared challenges. This civilizational self-awareness ensures that classics in China will not simply replicate Western models but will also involve susta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s own classical heritage.
Luo Fe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focus is primarily on Greek tragedy, Shakespearean drama, and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She is the author of Dionysus and the World Polis: An Interpretation of Euripides’ “The Bacchae.”
中国的古典学建设与文明自觉
罗 峰
在全球人文学科整体式微的背景下，一向被认为是西方传统学科的古典学在中国逆势兴起，堪称中外学界的一大奇迹。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争议。中国学人为何对据称是西方传统王牌学科的古典学感兴趣？它在中国的发展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中国的古典学建设又将走向何方？
一、古典学的何种“传统”
2015年1月，由刘小枫教授创立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纪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从古典重新开始”一时成为中国学界热议的话题。经国内媒体推波助澜，这门原本极为边缘的冷门学科随后在学界引发关于“何为古典学”的争议，引起广泛关注。
有目共睹的是，“经典与解释”丛书（迄今出版近800种）设计之初便中西学并重，为中国古典学术奠定了深广的基础，极大推进了中国古典学的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品牌之一。丛书下设“西方传统”“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辑刊”三大系列，其下又各设若干子系列（例如，“西方传统”下设“荷马注疏集”“古希腊肃剧注疏”“阿里斯托芬集”“柏拉图注疏集”“法拉比集”“莎士比亚绎读”“洛克集”“尼采集”“施特劳斯集”等四十余个子系列）。“西方传统”的译介不限于狭义上的“古典”，而是同时纳入中世纪的阿尔法拉比、阿威罗伊，现代哲人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形成对西方古今大传统的深厚理解，侧重于经典的细致注疏，全面涵盖了政治哲学、古典诗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等学科，旨在引领汉语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朝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向推进；“中国传统”立足于推动中国学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重拾自己的古典传统；“经典与解释辑刊”则以专题形式推广国内外学界的最新成果。
李长春教授总结了刘小枫教授在中国推行的古典学的四大特征：首先是涵括古今中西的包容性，通过充分敞开其中的张力，以西学激活中国经典，以古典关切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其次，中西古典学均诞生于现代性的学术语境，因此具有以古鉴今的反思性。第三是批判性，要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中总体审视人类文明形态，需要借助古典学的批判意识。对什么是好、善、高贵和伟大等根本问题的共同关切，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文明样态的形塑，表明古典学也天然具有建设性。
时过境迁，古典学如今已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不过，十年前那场因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所引发的争论恰恰让我们看到，国内部分古典学者从一开始就没能认清西方古典学内部的张力。其实，早在2012年刊发的《古典学的何种“传统”》中，刘小枫教授不仅已然扼要梳理了西方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还回溯源头精当地指出了内含于这一学科的张力。即便在西方，古典学也并非传统学科，而是伴随现代大学兴起的产物。18世纪末，亚当·斯密倡导面向商业社会的实用国民教育，人文教育衰落。通常认为，西方古典学科的成立，以弗雷德里希·A·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于1795年出版的《荷马绪论》为标志。但这位被誉为“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挑起“荷马问题”本身就表明，古典学从一开始就将古希腊罗马经典视为“古籍”研究对象，而非活的教养源泉。西方古典学科产生之初所内含的张力鲜明地体现在学科分支上。古典学甫一成立，便形成三位一体结构：古典语文学（文本研究）、古代史、考古学。三种学问路径的品质大相径庭，由此也导致了学科旨趣的核心分歧。有别于以实证原则研究为路径的古代史和考古学，古典语文学以关注经典文本承载的智慧。19世纪末，维拉莫维茨与尼采的著名论战所呈现出的实证史学与从现代文明危机视角解读古典的路径分歧，就凸显了西方古典学学科内部学问路向的本质差异与主导权争夺。不同于把一切文本当史料的实证路径，尼采的古典学抱负强调面向少数人进行古典教育的道德动机。这种分歧进一步延伸至现代教材：比尔德与汉德森的《古典学》代表了英美“后现代”倾向，将古典学核心等同于“旅游”（人类学化的实地考察/物质遗存研究）。这种学问路径把泡萨尼阿斯的《希腊指南》奉为圭臬，文本研究服务于田野。与之相对，克拉特夫的《古典语文学常谈》则体现了德国传统对西方文明精神传统的关切，将古典学（尤其语文学）与政治、道德及文明危机思考相联系，强调其教养功能。
由此可见，西方古典学的“传统”面相远非单一。由于古典学在西方的诞生有着鲜明的现代性，自这门学科诞生之日起，把古典作品作为客观实证研究的对象（以考古、人类学化为主导），还是视之为平衡乃至回应现代性困境的智慧和思想资源，一开始就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内部紧张。后者正是尼采所代表的西方古典学人的品质和学问取向。尽管在那场争论中，维拉莫维茨占据上风，尼采所代表的关注古典智慧与现代精神关联的路径，却为我们指明了中国古典学的未来。
尼采的古典学路径表明，西方现代性的困境同样构成促发西方古典学人省思的一股力量。在这点上，中国古典学人的初心与之相仿：晚清以来中国学术乃至文明同样遭遇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困境，如何在这次中西文明的大碰撞中看清中国与西方，乃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同样促发了中国学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追索。
二、中国的古典学建设与文明自觉
晚清以来，中国以惨痛的代价迎来了现代性时刻。遭遇西方严重冲击给彼时的中国学人造成一个严重的误识，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被等同甚至归因于文化、制度乃至文明的落后，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倾向。由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中西古今之争，影响至今。2009年时值新文化运动九十年，《开放时代》主办了题为《古典西学在中国》的论坛（后以笔谈形式刊发）。此次论坛不仅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古典学建设及文化崛起，诸多议题（文化自信、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及文明互鉴等）甚至富于前瞻性。
甘阳教授指出，较之经济上有目共睹的成绩，中国在文化上的崛起刚起步。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认知长期停留在“现代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技术文明），并以之比照“传统中国”，导致中西比较严重不对称。长期以来，中国学人不仅全盘否定中国文明，也未看清西方古典传统（古希腊-罗马）与现代西方的断裂性。这种认知偏差使中国学术陷入“以现代西学为体”的困境，亟需通过研究西方古典文明重建文化主体性。但研究西方古典学绝非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而是借此重新定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因此，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不是西方古典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他还提醒，中国的古典研究虽旨在服务中国文明复兴，简单学习西方的时代也已过去，但我们绝不能将西方意识形态化，而是要严肃对待西学，对西学的了解深度将决定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深度。
刘小枫教授在题为《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的发言中系统检审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陷：由于传统“国学”被现代西方学科体系（文史哲分立）切割，中国传统学问已失去整体关照。西方古典学（古希腊罗马研究）在高校更几近空白。现代大学日益凸显的实用导向使得大学过度偏重理工、经管等实用学科，导致文教沦为技术附庸，以品性涵养为核心的古典教化传统在我国教育中的缺位，令文明血脉濒临中断，文明传承陷入危机。刘小枫教授主张以“古典学”替代“五四”以来的“国学”，打破中西对立框架，转向“古今之争”的文明对话。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认为应该整合中国古典、古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印度文明研究，消弭文史哲分割，以经典文本教学为核心，建设中西合璧的古典学，设立独立一级学科“古典文明系”，以此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未竟的教育大业：“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
此次论坛也为中西比较与文明对话的路径建立了范式。与会学者对西方文明的根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研究西方古典旨在认清其文明根底的矛盾（如两希张力），为中国提供镜鉴，目标是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在“古今中西”的叩问中认清自己的位置。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古典学在中国方兴未艾。李长春教授指出，以2010年中国古典学学会创立为标志，中国学人在教学和科研中长期摸索推进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努力，可谓中国的“古典学运动”。这场由中国学人自发开展的古典学运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学人想要重新认识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的强烈冲动”（《专访甘阳：古典学与中国学术共同体》）。
三、如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新世纪以来，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是中国学界对古典学学科建设的独立摸索，也表明了中国学人探问中西文明根柢的学术自觉。随着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中国的古典学建设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如今，古典学早已不是先前的冷门学科（入选“2024年中国学术十大热点”）。围绕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化设计及面临的挑战，也在学界引发诸多讨论。
2024年6月，在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召开期间举办的“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的圆桌讨论上，贺方婴教授回顾了21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历程。若以《经典与解释》辑刊发布为标志，中国古典学学科的起点可以追溯至2003。首辑刊发中学文章9篇，西学文章4篇，彰显了中国古典学人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做中国的古典学研究的初心。2010年起，由刘小枫教授主编的《古典学研究》历经国际期刊、国内辑刊，到如今的季刊，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柯小刚教授甚至认为，古典学在中国的发展堪称“古典学的中国时刻”。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学在缺乏国家制度支持、自主探索的情况下“碰运气”（《与刘小枫谈古典教育》）。2010年，刘小枫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创古典学实验班，以中西古典学为核心辟出跨学科模式的试验田。他还编修了将语言、作品与文脉传统贯穿其中的古典语文教材《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和《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
对于中国古典学的学科设计，刘小枫教授强调要立足中国自身的古典传统，关注西方古典学的同时还应包纳古印度和阿拉伯文明。在对西方古典学的认识上，他主张除了公认的古希腊罗马经典，还应纳入欧洲的古典传统，因为西方的古今断裂实际发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古今之争。诚如丁耘教授所言，由于中国的古典学天然是“一门自觉检讨现代性的学科”，这必然意味着新时期的古典学建设要有“大古典学”视野。刘小枫教授还指出设立古典学本科建制的紧迫性：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化解西方文明的挑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中国学术的底气，必须基于深入把握西方传世经典重新认识中国传世经典。若无从本科开始培育习读中西传世经典的学科建制保障，中国学界很难“真正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古典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
不过，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国内就古典学的学科范围及古典学学科建设的时机是否成熟上有了一些争议。实际上，刘小枫教授早已指明中国古典学建设的核心：“古典学的主体是经典研究，文献整理、文物品鉴、考古发掘都是辅助学科。”（《古典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2025年3月，四川大学成立国内首个古典学系，率先开启了中国古典学学科化建制的实践和探索。
扼要回溯中国古典学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学在全球文科衰退潮流中逆势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百年来中国学人在遭遇西方现代性危机中重新认识自我的一次自发探索。在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思想激荡中，中国古典学人选择回到中西传世经典，寻找化解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这种鲜明的文明自觉注定中国的古典学不会是西方古典学的翻版，而是天然包含着对中华文明源头及传世经典的精深研究。
中国的古典学建设始终要直面吴飞教授指出的三大张力（中西、古今、义理与考据）。在接下来的学科建设道路探索上也将充满困难和争议。但争议本身并非坏事，而是学术活力与自觉的体现，关键在于如何将之转化为利于学科发展的动力。
对于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西方古典学者总体持开放欢迎的态度。不过，近期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后古典主义研究集团”（The Postclassicisms Collective）核心人物詹姆斯·波尔特（James Porter）认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早已转向批判、反思乃至抛弃“古典”之时才开始研究西方古典，反映了“当下中国西化的潮流”以及中国学者欲在古典学上“与西方学者一争高下的学术心态”。（张瀚墨，《新世纪国学与古典学关系的反思》）这种偏见与傲慢本身提醒我们：西方古典学在日益考古学化、人类学化乃至反古典的转向中背离古典精神而不断衰落，不啻为一记警钟。这同样警示我们，中西古典学者若不能超越意气之争，摈弃门户之见，回归古典的德性教养旨归，注定无法以平和的心态正确看待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
【本文为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项目“欧里庇得斯悲剧翻译、笺注与研究”（编号：24SG27）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中海文明与古希腊哲学起源研究”（23&ZD2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峰，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以及中西古典诗学，著有《酒神与世界城邦：<酒神的伴侣>义疏》。